慢一些，可以再慢一些

小区门前瞧见一个老头，弓背翘腿，坐在他自己的条凳上。脚底一双解放鞋，裤腿卷得老高。

老头嘬着烟。条凳应该是用工地上拾来的板材自己打的，也没上漆水，但是周正规整。一头嵌着块磨刀石，另一头，则是一台小小的飞砂轮。条凳腿上挂着一个黑乎乎的水瓶。

见我驻足，老头抬眼说，磨刀吗？

等我提刀下来，老头掐了烟，一手接过刀，一手从鼓鼓囊囊的汗衫口袋里拎出老花镜。眼镜的标签还贴在镜腿上。

「十八子，好刀啊。磨好了，一盒饭钱，二十块。」

看我没有意见，老头起身，竖了条凳，弯腰骑在上面，摇起那个飞砂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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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袁枚的诗的时候，一年级的儿子突然问我，爸爸，你能不能也写首自己的诗呀？五言也行，七言也可，但不能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种。

正好手头没事，我就说，那你得帮我想一个主题。他说，就春天的路吧，你每天送我上学的那条路。

于是，就有了我人生里第一首「古体诗」。

所以加上引号，是因为我对平仄格律认知几近于无。我对自己的要求，仅只是别那么「老干部体」，就好。

儿子的要求，则是署上我的名字。这样，他就有一个会写古诗的爸爸了。

　　如果非要给 2019 年作一个总结的话，「成为一名自然讲师」会是我最愿意谈的收获，之一。

　　作为一枚在过往三十多年里对自然的认知仅限于知道几种花鸟鱼虫的名字，并且对当众发言有着生理性抵触的伪博物爱好者，我，居然在过去的两个月间，为几所小学和幼儿园的超过 100 名孩子做了 4 场自然讲座！无论如何，听起来都有些魔幻。

　　要讲清楚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似乎有些复杂。它可能与我对世界依然保有的一点点好奇心有关，可能与我特别享受占有各种知识（哪怕是无用之识）的快感有关，也可能与我对自己是不是还有其他可能性仍存期待有关。

　　是的，即便处在这个年纪，我依旧觉得自己还可以有其他可能性。

　　总之，在紧张忙乱的这一年里，我就是风雨无阻地参加了一个虽然只有十二节课、时间跨度却长达九个月的培训，内容是，如何成为一名自然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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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的一个清晨，我在回乡的高速公路上醒来。

　　正是雨季，云层很低，薄薄的雾气弥漫在路边茂密起伏的果林间，山脚的小平房顶正升起第一缕炊烟。整个窗外就这样被染上了一层暧昧的淡蓝色。我躺在卧铺的窗前，满心欢喜，却想不起来上一次看见晨雾是在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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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处是一种特别的能力，有这种能力的人并不多见。我向来羡慕那些拥有内在资源、可以享受独处的人，因为独处会给你一个独立空间、一份自由，这些是人们嘴上喊『要』，实际上却害怕的东西。……他们害怕寂静无声，害怕那种剩下自己一人，与自我思绪及长篇内心独白独处的静默。因此，你必须很喜欢和自己做伴。好处是，你不必为了顺从或讨好别人而扭曲自己。」　　　　　　
　　　　　　　　　　　　　　　　　　　　————《我，费利尼》，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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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见那只麻雀之前，这本来只是一个异常平静的下午。太阳很好，我和几个朋友坐在门前檐廊的台阶上聊天。平日常常喂养的一只叫唐拇的野猫，四仰八叉地躺在我的脚旁晒暖。院子里不时飞来斑鸠、麻雀、喜鹊之类的小鸟，落到地上捡几粒剩饭，或是在草坪上啄食草籽。一切和平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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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来得子，经已弥月。每日勤勉侍寝之余，手持沉甸甸的尿片，捕捉偶尔浮现在他嘴角的「睡眠微笑」，难免想到这个拥有自己基因的小伙伴，即将在未来数十年间与我们的生活牢牢绑定，憧憬有之，惶恐有之。
　　为人子女多年，每次总结与父母的过往种种，都会对未来自己如何扮演父亲这个角色有更丰富的认识。这些想法，难保今后不会调整。但是，不写在这里，多年以后又怎么分得明白哪些是坚守的初心，哪些是美好的一厢情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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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农民离家去城里找工作是怎么一回事？教人们怎么做生意的是谁？他们在哪儿学到汽车制造技术的？他们是如何琢磨出怎样开车的？谁教会小镇上那些精明的女人穿衣化妆的窍门？什么时候开始，推动这个时代的已经不是大规模的政治事件和强力领袖，而是走向城市的农民和边学边干的企业家？

　　大概是因为身在其中反而熟视无睹，抑或是自顾不暇根本懒于深究，身处这个急速前进的时代中的大多数人，像熟悉了亲人的鼾声一样，坦然接受了城镇的巨变与喧嚣、工厂的繁荣和衰败，没有（来得及）向事情的缘起发问，也错过了最好的记录时机。

　　所以我想我们要感谢何伟（Peter Hessler）。这个“向来喜欢应对在中国生活时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的美国作者，开着租来的City Special和Santana汽车，以可口可乐、奥利奥和佳得乐充饥，露宿荒野之间、星空之下，或者甘于忍受公安和爱国村民的骚扰而常年居住在城郊小村，用我们大多数人早已忘却的方式亲近这片土地，帮助我们追踪经济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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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经常在早晚高峰期驾车的轻度路怒症患者，我的中指常常很累。那几个英文单词，也因此变得特别顺口。

　　除了因为自己的间歇性路盲和时常错过路口而对副驾上的人们恼羞成怒之外，我的焦躁乃至愤怒主要来自于路上那些投机取巧的流氓司机们。他们在右拐车道排着长队的时候从左侧直行车道硬塞进一个车头；他们在车流间蛇行，从不打灯，一会儿排成一个S字，一会儿排成一个B字。

　　与这个世界的其他不公平一样，“他们”抄了捷径，得了便宜，损害了大多数循规蹈矩者的利益却鲜见受到惩罚，甚至有时还反衬出后者的“呆”和“傻”来，当然难免引发愤恨以及雨后春笋般的中指。
　　在某几次带着老婆开着车，吃着火锅还唱着歌，突然就被插队的时候，我承认我有直撞上去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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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同学有四年没见了。终于等到了宿舍老三的婚礼，早早就跟老七郭敦订了一样时间的机票，准备周末去天津狠狠打两宿牌。有时间的话，顺便参加老三的婚礼。

　　还是在八年前，大学最后一个学期，宿舍里突然开始疯狂玩一种叫做“五十K”的扑克游戏。三副牌，五个人；抓到黑桃Ａ的是一家，其他人是另一家，因此可能一人一家，或者三人一家，彼此并不知情；３＜４＜……＜Ａ＜２＜５-１０-Ｋ＜４张炸＜５张炸＜……＜１２张炸＜３张黑桃Ａ；目标是吃到尽可能多的５、１０和Ｋ，同时尽可能先出完牌。
　　
　　……大概这么说，你永远不会知道这种游戏的乐趣。没错，在不玩这个游戏的时间里，其实我也常常忘记它当年为什么会让我们如此痴迷。在每个夜晚，拼两张破桌，垫几张旧报纸，一边抠脚，一边极其暴力地将牌砸在桌上，围观群众一起大叫，炸！炸！七个Ｊ！宿舍熄灯，私接电线，打；偷电被查，点上蜡烛，打；蜡烛不让点，到走道里，就着廊灯，继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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