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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处是一种特别的能力，有这种能力的人并不多见。我向来羡慕那些拥有内在资源、可以享受独处的人，因为独处会给你一个独立空间、一份自由，这些是人们嘴上喊『要』，实际上却害怕的东西。……他们害怕寂静无声，害怕那种剩下自己一人，与自我思绪及长篇内心独白独处的静默。因此，你必须很喜欢和自己做伴。好处是，你不必为了顺从或讨好别人而扭曲自己。」
————《我，费利尼》，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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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农民离家去城里找工作是怎么一回事？教人们怎么做生意的是谁？他们在哪儿学到汽车制造技术的？他们是如何琢磨出怎样开车的？谁教会小镇上那些精明的女人穿衣化妆的窍门？什么时候开始，推动这个时代的已经不是大规模的政治事件和强力领袖，而是走向城市的农民和边学边干的企业家？
大概是因为身在其中反而熟视无睹，抑或是自顾不暇根本懒于深究，身处这个急速前进的时代中的大多数人，像熟悉了亲人的鼾声一样，坦然接受了城镇的巨变与喧嚣、工厂的繁荣和衰败，没有（来得及）向事情的缘起发问，也错过了最好的记录时机。
所以我想我们要感谢何伟（Peter Hessler）。这个“向来喜欢应对在中国生活时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的美国作者，开着租来的City Special和Santana汽车，以可口可乐、奥利奥和佳得乐充饥，露宿荒野之间、星空之下，或者甘于忍受公安和爱国村民的骚扰而常年居住在城郊小村，用我们大多数人早已忘却的方式亲近这片土地，帮助我们追踪经济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
古时候有个老作家，自知气数已尽，为了给他们家没能写完的书找个续写的，就要十四岁的妹妹从他的两个学生里随便挑一个嫁了，好让这个倒霉妹夫帮他们家继续写书。不料该妹夫耐不住清苦，没多久就入宫当了皇太后的男秘，常年不归。还好该妹妹也能写，只好亲自从临死的哥哥那里接了班，在她大师兄的陪伴下，一写就是十几年。某日大师兄因为不堪于自己和该妹妹的绯闻不辞而别；倒霉妹夫呢也赶在这天从宫里回来，然后立刻因为不想给死皇太后守陵跑去投河自尽；说时迟那时快，一道精确制导的霹雳适时击中了该女的书房，把稿子都烧光了。家破人亡，该女只好含恨跑到宫里让皇帝养着写书。一晃几十年，神经兮兮的大师兄又出现了。好个大师兄，为了能留在宫中陪该妹妹写书，他毅然给自己做了个小手术，从此再也不长胡子了。又是几年过去，这部该死的书总算写完，身残志坚的大师兄拍拍屁股离开了宫里，最后两人郁郁而终。
五月一号晚上叶老师约我去深圳大剧院看《迷宫》之前，我对这个话剧仅有的认知便是：孟京辉制造。
“你是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味道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从《恋爱的犀牛》开始，算起来看过孟京辉的戏也不在少数了，大学时候甚至还有些激动地背诵过《我爱×××》里大段大段的台词。但有幸身处现场则还是第一次。
还在剧场外边，就看到很多年青父母拎着自家的小屁孩儿也来看戏，心下有些觉得奇怪。直到拿了门童派发的剧情简介，才知道《迷宫》居然是一部所谓的“大型魔幻童话剧”。果然刚一踏入剧场，一股好闻的乳臭味便扑面而来。
一路偷偷捏了几个小鬼的胖脸，径直摸到自己的位子上坐定，转头去看身后整个剧场的盛况。诺大的场子里遍地都是童男童女，奶声奶气的说话，小胖手里大多还抓着一根荧光棒。我身边坐着的小姑娘，一双绣花鞋格外好看。
二十一号夜里第一次去复业后的深圳大剧院。该剧院去年费了些心思从新装点，没想到换汤不换药，还是让人不忍多看。不过，这次到那儿纯是为了上海越剧院的新版红楼梦，也就不去同它计较。
红楼梦在越剧里的地位，大概与梁祝相当，许多名家都曾演绎过。据戏曲达人伊宜以忆告诉，此次新版比62年那部电影结构略有变动，舞美华丽，专为上海大剧院量身打造。对于志在瞧上一番热闹的我来说，知道这些似乎已经足够了。
开幕和谢幕是看戏时的两大享受，及至猩红的大幕徐徐拉开，我竟然有些激动。舞台深而且阔，朱门帷帐，极尽华美。两侧各一座石狮子和一道石门，两根红柱顶天立地，横匾一面，写的当然是“敕造荣国府”。
戏自元春省亲始。红灯焕彩的大观园里，两列宫女款款走出，元妃与众人久别重逢，华服雅重，锦绣光华，气氛登时热闹起来。这一场暖身成分居多，除了让诸人一一亮相亮嗓，最主要的事儿便是给宝玉等人分配大观园内的福利房。
像大多数饱食终日的人们一样，长期以来我与先锋（或曰实验、前卫）艺术并不曾发生过太多的关系。我从不会因为无法理解他们而自惭形秽，但也不会恼羞成怒地认定他们都是垃圾。有些时候，我甚至还很乐意跟昨天夜里一样，花几个小时接近他们，试图了解他们那个世界的样子。
只要不收我的门票。
李劲松不打算在深圳收任何人的门票。因此在当代艺术中心见到他和卡高斯基之前，我便已暗下决心，一定要尝试以最大的善意理解他们，听懂他们，明白他们到底想在这次实验音乐巡演中做些什么。
可是阿D一出手，就把我仅有的一点愿望扑灭了。若干种类似话筒不小心对着音箱时的噪声耦合在一起，组合方式却并不复杂（于是单调），很快就把我们笼罩在巨大的分贝中，并且没有停顿的意思。我在惊人重复的轰鸣声中安慰自己，“这段过去就好了，该会有一些至少带些律感的东西来拯救我们的吧。”可是显然没有。台边四个巨大的音箱在接近三十分钟里我行我素，密不透风，毫无喘息余地。投影仪上分裂的景象闪烁不宁，那是香港。跳动的香港对现场的声响同样置若罔闻，并没有任何与其呼应或者配合的征兆。我暗运内力，企图从中寻到一些相对熟悉的片断帮助理解，却丝毫没有突破口可言。
我终于沮丧地发现，这种音乐方式完完全全在我的认知体系之外。
1901年11月，李鸿章老师去世。据说，李老师死前曾如是力荐直隶总督人选：“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奇怪的是，袁世凯此等大枭雄，自民国有史以来却并无一本对其有正面评价的书。治史家们是不为也，或不能也？
直到几年前看《走向共和》，才终于对那个从前只在银元上和鄙国历史教科书上看到的肉嘟嘟一颗光头，有了些重新的认识。而去年岁尾一气读完《袁氏当国》，则可以算是一石二鸟，不光对袁老师的认知愈加立体，对作者唐老师德刚也有了许多迟到的兴趣。
一部《袁氏当国》，尽显唐德刚的真性情。这个可爱的老头，有着淳朴的儒家善恶观（比如他常常用遗臭万年这类词），同时又自始至终怀有激烈的爱国主义情操（年近八十还跑去联合国广场游行，扛标语要求日本赔偿道歉），并且，他似乎也不打算努力在作品里掩饰这些。因此，在一堆竭力端着所谓中正平和，追求所谓绝对客观的冰冷的历史家里边，唐老师便难得地让人觉得真实可爱，有血有肉。
从前为了附庸风雅，找过一些张静娴的唱段来听。初开始完全听不明白唱的什么，耳中只有鸡鸭鱼肉四个字。“袅晴丝吹来闲庭院”，八个字便用了四十几秒才唱罢，那样缠绵婉转，柔柔慢慢，叫我很是替歌者着急，极想用力帮她把声音从嗓子里拉出来。但是看了歌词，立刻明白自己的急性子有多可笑。那样的词，真是要配了那样的水磨调才最合衬——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自此也就存了一点兴致。这回知道白先勇要带他的青春版《牡丹亭》来，早早便托了深圳大学的老师帮忙买好几张五折的学生票，一下班就跟同事裸奔过去。
我的这位同事是个昆曲达人，十几年前便在学校里跟一干昆曲迷聚朋结社，平日里也常常咿咿呀呀。出门前兴奋得不行，塞给我一本带简谱的剧本不算，半路上还特地绕道花卉中心，喜滋滋扛了一人多高的花篮过去，打算以他们学校曲苑的名义献上（嗯，我真的有试过拦着他的）。
白老师先勇早早便在剧场外，温柔地为大家的签名。他的笑容常年如一，只是头发已经有些稀疏了。
昨天夜里得了禽流感，正好趁鸡请了一天假。
工作日竟然可以懒洋洋呆在家里，穿着很久不换的睡衣，坐卧随心，实在是件惬意而奢侈的事情。我在傍晚六点十分醒来，不知今夕何夕，也无需确定身在何处，只是分明感受到，一次位于正常工作日的休憩远比十个双休日来得丰满和有效。那末，为什么我们需要被规定在哪一天一起休息呢？
半个月前淘来的二十几本书扔得到处都是。它们不会说话，却仿佛都在沉默地嘲笑我由来已久的买而不读。这么多年来，买书的冲动总是远远大过于读书的欲望。许多书偶然翻开，却永远只能读到前边六七页就匆忙丢下。我宁愿形容猥琐地蹲在电脑前，打开一个又一个没有尽头的链接，漫无目的却又急不可耐的等待时间过去。我慢慢习惯对一切浅尝辄止，手忙脚乱而一无所获，在每一个深夜迟迟入睡并懊恼不已。
晴空一道霹雳闪过，突然很想出去找个地方，好好看看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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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y Wonka, Willy Wonka, The amazing chocolatier; Willy Wonka, Willy Wonka, Everybody give a cheer!
几天前看完《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竟然有些喜欢上这支很热闹的儿歌。它很像是街上那种会前后摇摆的电动木马，丢一枚硬币就会高兴地唱起来，要得不多，然而一定能愉悦你。Tim Burton（蒂姆·伯顿）的电影也是这样，不动声色，却很容易就能让你心满意足。
查理家住在一栋违反力学原理的破房子里。四个爷爷奶奶终日卧床，并且，是在同一张床上；并且，这张床同时还是查理家的餐桌。他们每天喝着卷心菜汤（乔治爷爷说他们似乎“永远在吃卷心菜”），看一台小小的电视，在风雪夜等查理的父亲——一个牙膏厂工人——回来……行了，贫穷、逼仄、爱、鬼天气，已经足够Tim Burton开始他的温情脉脉。我一个人窝在沙发里，暗地里却早早戒备，希望自己不要被轻易俘虏。可是我也知道，等到这一切都铺垫完毕，你以为你还能从Burton手中逃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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